《四库全书》是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篡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在编篡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编篡《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有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册，篇帙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篡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编篡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官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编篡经过和编写体例。

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编篡《四库全书》基本完成，《总目》收录３４４８种，７８７６２卷；存目中６７８３，９２２４１；共计１０２３１种，１７１００３卷，内３９１种，无卷数。同年由武英殿刻板。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四库全书》有其不足之处。在编篡过程同禁毁“违碍”书籍相结合。清廷文网繁密，忌讳众多，使《四库全书》编写残缺。嘉庆时，浙江巡抚阮元先后征收了四库未收的书１７５种，向清廷进呈，并仿《总目》的体例，每一书写有提要。道光二年（１８２２）阮元之子阮福刊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五卷，有数种与《总目》重复，两目合计１０４００多种。清永（王容）在１９６５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清朝政府发现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明李清《诸史同异录》一书有诋毁清朝统治的字句，于是将其是一种书从《总目》与《四库全书》中撤除。

编篡《四库全书》的另一残缺是没有把当时欧洲人所撰写的一批有关中国文化的西文著作收入，汉语以外只有鲜语、蒙语等。其原因，一是当时人们对西洋人有些鄙视；二是欧洲遥远无法知道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三是西文在中国不普及和印刷不便，等等。

近年，由于学术界开展对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研究，发现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且这种关联是巨大的。笛卡尔的以太旋涡说和莱布尼茨二进制等就是其中实例。过去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了达到某种学术以外的需要，总是隐瞒和篡改历史，编造谎言。而中国学者因各种条件所限，难以查阅到欧洲有关中国文化的原始文献，至使中国学者长期生活在谎言之中，无法正确认识历史。

在１６～１７世纪来华传教士所做的双向文化交流，使大量用西文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涌入欧洲。仅据考狄（Ｈ．ＣＯＲＤＩＥＲ）的《中国书目》卷２、４、５）所列，从１６４５年至１７４２年来华传教士出版西文的有关中国书籍就有２６２部之多，尚有数百种未发表的著作。在此期间，也因“礼仪之争”，使欧洲社会一些名流学者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以至形成当时欧洲的“中国热”，并由此留下许多历史名著，影响至今。

《四库未收西著》编篡的原则：

一、按照《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体例编篡《四库未收西著》和《四库未收西著目》；

二、收录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以前，欧洲人所撰，出版和未出版可寻之西文著作；

三、版本收录均以原本为准；

四、提要撰写采众家之言；

五、吸取《四库全书》禁毁书籍的教训，广征广录。

（编篡委员会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