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中华科学是中华传统的两系统结构论和西方实证科学成果合璧的物理学理论。
两系统结构论，指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宇宙事物持一阴一阳两个系统相涵相因、和谐互补、物极必反、易变会通、自洽统一的整体有机自然观。

缘起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科学家感到近代以来的力学自然观的束缚，在古希腊人的遗惠中再也找不到启示时，一些人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将现代物理学和东方哲学思想详细比较后指出：现代物理学一致地走向类似东方的世界观，即宇宙的全部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美国的R·A·尤里达1975年曾在《美国物理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自然哲学和中国科学求索千年的主旨在于把有机的统一性、自发性、有序性、和谐相关性作一完整的理解”。
诺贝尔奖得主、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认为：“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协调性理解的完善结合，将导致创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随着相对论和量子论广泛得到应用，“我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得改变”。
综上所述，20世纪后半叶被物理学证实了的实存之物，确实应该被分为用质量m计量和用能量ε计量的两大系统，且又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由传统哲学所谓的、无限可分的质点的随意组合；华夏先民对整体协调性的“完整的理解”，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
《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周者，指成书的年代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易者，以日月一体之形，寓阴阳变易之理。从一个易字切入，就不难发现中华传统自然观之精髓具有三个要素：1、凡是讲变易，勿需赘言就已经承认实存之物至少应该分为本质不同的两大类；2、被认知的事物皆被视为由相互依存的两极（即阴阳）构成的系统，而不是可以随意离隔的孤立质点；3、变易的作用机理和规律存在于系统之中。下文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理”字，简要地讨论一下上述自然观的由来。
对于自然变易之理的阐释，宋代新儒家张载有这样四句话：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天即指太虚而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讲自然的初始层次没有具体形态，不具备可以“言状”的特点；“太虚即气”，属于一物而两名，有泛指和确指之分。气化者，可以理解为气之分化，然而既分却不离，依旧为混然一体者，即谓之道。
《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二程认为“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三），意思是气本身的变化（一阴一阳）不是道，而一阴一阳的根据即“理”才是道，亦即是说“天地之气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秩序的，此即为‘理’”（李存山《 “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实在论》）。“合虚与气”之气，已不是“太虚即气”之气，而是“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气；至此才开始进入“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王充《论衡·论死》）的可以“言状”的有形层次，才“有性之名”。故而，凡言性，已是就有形的人和物而言之（“盖生之谓性”程颢语）。
“形既生之，神发知矣”（《太极图说》）——“形既生”是知觉的前提，而气聚成形之后，合人身具有的“性和知觉”，就是所谓的心。
朱熹在《语类》卷五中写道：“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即此可知，理亦有“成形”前后之分。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探讨“成形”后的理，涉及伦理道德之人文范畴内容颇丰；本文只讨论“未形”之前、“气化”而后之理，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只讨论“二气交感，万物化生”的自然之理，而不涉及“便能知觉”之类与感觉有关的现象和秩序。“近代科学一开始就确定了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排除一切同感觉有关的第二性”。我们立论的依据和上述准则完全吻合，确定认知的对象仅限于自然现象，其“理”当属于自然变易之理，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只讨论自组织演化的机理和规律。
西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指出：“在隐蔽处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实在，其实质是不能通过直接交流认识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在30年前就说过：近代物理学的一些看法跟中国古代太极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很显然，怀特海所谓的隐蔽处的神秘实在，当指“未形”之前的气；李政道所谓的二元，亦不外将“未形”之气和“既形”之物分为两个系统，或者说是指“二气交感，万物化生”之两类实存之物。
小结：“二气交感，万物化生”乃华夏先民自然观核心之核心。“确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很显然就应该用中华传统的两系统结构论取代唯物宇宙论。
据此对物理学史梳理的结果，在“易学与物理学”中提出用两系统结构论取代唯物宇宙论的主张（见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二期），今载于理学网“自然现象研究”。

突破
18世纪之后被称为理性时代，尤其是物理学领域就只相信可以用逻辑理性和数学理性描述的、并可以通过实验予以验证的理论。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易学与物理学”提出的新自然观不可能引起相应的关注，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如果不能从传统物理学中找出一、二错误（不是破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错误），想确立新的自然观谈何容易。
两个关于时间的物理定律直接矛盾被发现，总算找到了中西文化汇流的生长点；但是，“关于时间的悖论”虽说已经明确指出，这个悖论不仅对物理学，甚至对整个传统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来严峻挑战，却连发表的刊物都找不到，亦载“自然现象研究”。
验证宇宙并非在膨胀，验证时间有绝对、相对之分，验证波就是波、粒就是粒三个可操作的实验被设计出来，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其中前两篇文章都已经发表，可惜刊物的挡次太低了点，至今亦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亦转载于理学网“自然现象研究”。

企盼
三个实验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都跟传统对辐射能量ε频率ν的变化直接相关，于是就又设计出“确证频率ν由H决定”的实验。可惜的是本人执教物理学基础理论40年，不具备完成上述实验的基础条件。于此郑重声明：有谁能够完成该实验，将会对普里高津关于“创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个实验仅仅是重复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经典实验，并不具有新的难度；其目的在于确证当时纪录两个可比较的实验数据的位置不在同一高度，进而对将ε的频率变化释为在运动中失去或获得能量的错误理论给予纠正。
期望有志于对弘扬中华先进文化，创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并对修正物理学的错误理论做出贡献的师长和同仁，参与切磋和交流，为缔建中西两大文明互补的地球全人类文明，奉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附：“求索宇宙和时间的真谛”，以证明上述观点非本人一己之见。 (周吉善 6/05/04 5)